金融新秩序——基于《青苗法》与“亚投行”的案例分析

金融新秩序

——基于《青苗法》与“亚投行”的案例分析

金融经济已成为现代社会人们绕不开的话题,GDP、CPI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经济指标,PE、证券指数等成为资本市场发展的温度计,财富的增长既源于配置人才、地理、资源、资本等要素的经济增长,又来自于关注利率、融资、风险等提升效率、增加福利的金融手段。金融为社会经济建立新秩序的意义在于塑造这样一种金融关系,以经济市场化建立社会信用基础、交易多元化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资本流动化分配社会风险,进而注入个人、人性等新的关系,推动个人的发展及社会愿景的实现。

本文分别对北宋推行《青苗法》与当今中国政府倡导建立“亚投行”这两个最重要的金融措施进行分析,阐释作为时代所需,在围绕市场信用、交易效率、资本流动等内容对金融秩序的建立过程中所面对的问题与挑战。“金融制度的每一项变化都是一种实验,对于任何一种制度,只有经历多年实践之后我们才能知道他是否可行。” [1]以史为鉴,在对社会财富的追逐竞争中,今日中国政府实施以“亚投行”为代表的金融方案不仅具有重要性及紧迫性,更是在历史转折中,对构建个人、社会、国家的新关系的普惠金融新秩序的试验。

1.《青苗法》

《青苗法》是北宋熙宁年间(1069)宰辅王安石颁布一系列变法方案中的一项,最为核心、影响最大且一直讨论最多,提出“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即政府每年分春秋两期向农民提供贷款,等收获后加息十分之二,随两税归还。该法是在赵宋王朝面对时代环境压力,不断采用竞争性的策略推动金融经济的发展中产生的,是政府执行经济职能,调动人力、自然、货币等各种资源,创造社会财富,变革金融秩序的核心。《青苗法》诞生过程可概括为三步:1. 市场化管理社会经济,2.建立多样支付体系,3.加速资本流动。

(1)管理市场经济

“许多古代的君王都花费大量的时间,用来思考矿产、士兵、税赋和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市场围绕着古代的军队快速成长,是清晰的、不容置疑的事实。”[2]由于战争带来的巨大物资需求,赵宋王朝不仅沿用历代王朝社会建立伊始恢复社会生产、发展经济、管理人口的传统政策,包括以修养生息思想为指导,鼓励耕种、生育等;更重要的是还实施了吸引市场的私人参与者,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将税收(政府)与债务(市场)有机融合,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以从宋初至变法年间,“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直接推动农业及市场的发展,经济快速恢复重建,全国耕地面积达四亿六千余万亩,粮食产量数千万石,税赋由1600 多万贯增加到 6000 多万贯,工商税负占比从35%升至70%。同时,王朝通过扩张的人口政策,一方面实现了人口数量的飞速增长,从宋初五千万人口增长至熙宁年间一亿人口,另一方面又通过募兵制、官员分制、推动城市发展等政策发挥社会动员作用扩大社会经济规模,并用具有皇家私权的内藏库获取财政收入来源,以强化中央集权,支援三司、储备军资、救恤灾荒,实施公共服务等实现社会福利、稳定。宋代王朝放弃对人力及粮食等的管制,而转为提供社会服务管理,使得生产要素充分流通,城市经济迅速发展,商业合约得以建立执行,从而奠定了宋代中国社会信用及经济发展的基础。

(2)建立多样支付体系

因通胀而使王朝覆灭等史实,使得管理金融经济的重要及手段的多样早已为中国历代执政者熟知。以铜铁钱为一般货币,以银绢和缗钱为主要交易税收,并用交引、钞引等,以及以交子为代表的为挖掘区域资源、赋予地区经济一定货币自由的地区支付制度,共同建立起了宋代广泛多样的支付体系。出于战争资源的动员,宋王朝在对西夏的战争中,军队采用预付款的方式以粮食为抵押,提前获取未来农民生产的粮食等物资,小范围形成了萌芽状态的期货市场;由于边境贸易的产业优势,宋王朝通过超发货币利用无准备的货币对外进行资源掠夺,成为第二种战争;尽管战败赔款是十分有损尊严的表现,但通过钱缗、绢输等对外的输出,客观上产生了对外输出通货膨胀及倾销的效果,反而强化了对外的产业优势,“所以现实结果就是战争对战胜国毫无经济收益可言”[3]。正是对多样货币金融手段的使用及创新,既保护了各方利益,又使得民间经济发展活跃,将商业发展扩大到经济区域带,进而推至全国市场及对外贸易。

(3)加速资本流动

在竞争的条件下,经济发展在“量”上的扩张总会遇到瓶颈,而通过金融资本化的策略就是一种经济扩张的必然选择,通过资本流动带动金融经济关联及更大范围内分配风险,成为经济在“质”上的提升。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执政者为提升经济效率,不仅在垄断特定行业的经营基础上,通过生产、流通、销售等多个环节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得王朝国家成为产业发展的主导者,更在于其采用将官营资本进入借贷领域的办法刺激经济增长,如军费借贷、商品、粮食为抵押的资本借贷。《青苗法》的推出将整个王朝国家带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金融理财阶段。

王安石在变法期间,通过统计田亩、分派资本金额建立一套体系,是将基础农业通过数字管理进行金融监管化的一种努力,既解决农业季节波动性的风险问题,同时也可解决人口膨胀、高利贷与土地兼并问题,同时通过较低的利率加速资本流通以刺激经济成长,也起到增税的效果。王安石曾在县域试行青苗钱,在小范围、短期间内有效果,但当将《青苗法》大规模推行时,“三冗”(冗员、冗兵、冗费)带来的低行政效率和低经济效率,与仅注重数量考核,不顾借款者需求及还款能力的前提都成为主要矛盾。宋代王朝在市场不完善、技术有限的条件下,借助官僚体系管理广大无组织农民,简单的信息沟通始终无法妥善解决官员参与利益的争夺的代理问题等一起暴露,最无法承担风险的农民竟承担了最大风险,反而使财富分化加剧,社会秩序趋于混乱。

在现代金融的研究中,经济规模、业务活动、交易效率等都客观上需求金融的发展,而法律、管制、税收和宏观经济则决定了金融结构的形成;借贷与信用市场的扩大,并未带来制度性的改变及专业化的分工,《青苗法》最终归于失败。“大凡金融经济生效,有关货币与信用的事物必须取得随时随地都可公平而自由交换的法定地位”,“所有的物资与所有的服务才能全面的交换,新的体系才能成立。” [4]

2.“亚投行”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被定义为“由中国提出创建的区域性金融机构”,“将运用一系列支持方式为亚洲各国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包括贷款、股权投资以及提供担保等,以振兴包括交通、能源、电信、农业和城市发展在内的各个行业投资。”

国家社会间的依存越紧密,获得战争胜利的心理优势就越没有群众基础,贸易壁垒、商业战争、乃至阶层矛盾同样不会带来任何长期经济收益,民主与合作将成为新时期跨越国家、政治、文化、历史等巨大差异、追求经济增长的基础。在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的广阔空间范围内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区域市场逐渐扩大,但同时这里普遍基础设施薄弱、经济规模有限、政治法律制度脆弱,当地人口仍然面对贫困等问题无法有效提升生产力。面对约八万亿的亚洲基础建设的需要,各国可以通过多边贸易、货币互换、多元融资等市场化的方式联合进行扩大供给,而与千年之前的《青苗法》有着类似寄托的“亚投行”等现代金融手段的出现,带来的是这一国际化大市场的确立及现代普惠金融新秩序的崭新愿景。

(1)经济一体化

“将民族国家置于经济发展的核心位置加以分析始于150年前的弗来得西•李斯特” [5],政府不仅要发掘自身国家禀赋为生产进行投入,推动长期经济发展,在现代更以PPI、PMI、WPI、生产率、雇佣成本、工业产值、贸易规模、失业率等为代表的一系列经济指标工具进行社会生产的数字管理;同时政府也成为以经济一体化为目标的市场需求管理者,为市场提供信用基础。基础设施建设具有需求资金投入巨大、存在较长工期、管理复杂且资本回收期长,但社会收益大等特点,因而需要政府及国际组织的支持。中国、英国、德国、法国等57个国家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将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做为基础,可有效降低市场化运行成本,减少各类风险。而以投资为目标,建立跨越时空的交易资源的筹资机制,将涉及众多内容,包括从信息搜集、代理、监督等成本,到道德风险、搭便车等问题;从商业运营、清算结算成本等固有交易成本,到外生成本包括交通、通讯、税收、佣金等;从资源优化利用、规模经济发展,到分担风险、增加社会福利。而中国政府已积累了三十多年管理经济的经验,通过政府信用及合约,使稳定的环境、有效沟通机制与基础设施对接,提高经济效率,使当地居民、企业参与就业及经济发展。这种深刻的领会可概括为“同为走出发展困境的中国,深知基础建设为经济发展之本,是经济发展的平台,是经济发展的基石。”

(2)货币支付体系

产品周期、地理区域优势等理论解释了区域的分工发展及大市场带来的大交易,而现实的交易更需要完善的货币支付服务加以支撑。现代支付体系从以货币、票据、银行卡等支付方式,扩展到汇付、托收、信用证及国际保理等一系列国际支付工具,更与外汇、衍生品等市场结合,使得商品服务的消费与贸易因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得到价格认同而得以实现与扩大。中国出于促进与各国之间双边贸易与融资发展的目的,为控制汇率风险,从2008年开始进行双边货币互换,截至2015年6月已和28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签署了总额近3万亿元人民币的央行货币互换协议。尽管面临美元、日元、欧元等强势货币的竞争,但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已从2009年的35.8亿元增至2014年的9.95万亿元,人民币成为全球第七大支付货币,并在持续获取国家信用及黄金储备等更多、更有利的支撑。随着构成多元化交易媒介及记账单位的支付体系建立,以产业贸易推动基础货币互换将成为货币支付结算过程中的常见方式,而跨境电商的发展及金融市场交易范围的扩大,无疑会推动该地区更加活跃的市场,以滚雪球方式扩大交易机会及财富的增长。

(3)多元融资机制

以银行主导金融体系为代表的金融结构,通常在合同执行不力、腐败多、股东保护弱、管制、低收入、会计准则不完善等特点的国家表现。但在高度发达阶段,该模式下可通过分散风险,强化监控,乃至配给融资机制管理配置风险;同时,由于具有支付清算核心和信息处理的规模经济的特点,可通过流动性与信贷结合调整不确定、不完备,实现社会计划的功能。现代金融融资机制的核心是通过宏观的产业、行业分析,建立完善的资产负债表、信用评估、风险定价等微观工具,从而更有利于将资金资源引导流向社会需要的领域,推动创新发展。

“亚投行”通过市场化推行PPP模式及BOT方式成为恰当的选择。首先,“亚投行”初始资本由各国按比例出资构成,采用“债权、股权、担保等多样化的手段”,建立一套关乎效率与稳定的机构设置及信用制度,凭借较低的资金成本,灵活的处理所有权及职能的配置,在法律保护、监管、破产清算等机制下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本流动管理服务。其次,由于价格是现代市场中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提供了配对与交易机会,既是“商品”周期性等信息传递的重要内容,更是一种市场供求关系竞争的结果;而企业家通过提供标价的产品服务承担风险以获取利润,并根据对未来的预期决定治理方式、融资方式等。因而,在信息透明、保持主体盈利、合理分配职责等前提下,通过有效的分配风险,降低利率、税收等费用,提供多方参与的选择,可吸引企业参与合作网络,共享地区建设发展的成果。

3.金融秩序不完美

人类历史就是一部管理信用、效率与风险的金融史,金融秩序的每一次演进,不仅极大的推动了社会财富增长,更通过将不确定性逐渐交由市场来分配利润,给自主决定个人报酬提供更大的选择空间。随着金融经济的发展,用价格传导信息、乃至配置资源的作用更显核心,同时也使得供给与需求的均衡更难以实现。一方面关乎社会大众的情绪心理的投机行为,会产生投机性价格泡沫,另一方面人口结构变化、周期性失业问题、黑市交易等加剧经济波动,就像货币具有选票性质一般受到人性的影响,无关于金融制度但却需要新的秩序来调节。在金融结构不断完善,逐渐释放金融自由的过程中,即使以2008年金融海啸为代表的大规模的危机不能避免,“自由市场、分析师以及资产负债表和盈利报表的存在,至少钳制了此类灾难的影响力”[6]。而只有当金融更加关注个人及人性,关注弹性的发展空间、合理的人口配置、目标利润的分享等社会问题,则为信任、理性及长远的思考人类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电子化时代带来巨大的未知,不仅关乎国家、企业,更关乎家庭和个人。低成本、高效率的服务带来了更多的参与、透明度和对社会的认同,这种积极影响及福利增长也为更多的使用金融工具管理不确定性带来契机。数字化的方式可以配置风险资产、衡量价格及收益,指数化的方法可以管理价格波动标准、调节经济发展预期,而信用化交易、个性化保险等创新方法可以保卫个人财富及保障未来发展。财富积累与合理分配的目标需要金融的服务支持,需要不同国家、地区、民族更好的合作沟通,而构建合理的金融新秩序,“政府的任务就是为参与者指定清晰的规则,这些规则一方面保护消费者,另一方面提升公众的利益,在此规则引导下,市场参与者都尽最大努力相互竞争——争相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7]

 

 

参考文献:

[1]《金融与好的社会》【美】罗伯特·希勒(Robert J. Shiller)著 束宇译2012年12月1日 中信出版社P260

[2]《债——第一个5000年》【美】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著 孙碳 董子云译 2012年11月 中信出版社 P50

[3]《金融与好的社会》【美】罗伯特·希勒(Robert J. Shiller)著 束宇译2012年12月1日 中信出版社P323

[4]《中国大历史》黄仁宇著 1997年5月1日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P153

[5]《牛津经济地理学手册》[英]G.L.克拉克 [美]M.P.费尔德曼 [加拿大]M.S.格特勒 主编P359

[6]《金融与好的社会》【美】罗伯特·希勒(Robert J. Shiller)著 束宇译2012年12月1日 中信出版社P267

[7]《金融与好的社会》【美】罗伯特·希勒(Robert J. Shiller)著 束宇译2012年12月1日 中信出版社P13

 

参考书目:

1.《“量出制入”与宋代地方财政困境——以宋代内藏财政为线索》 董春林 《兰州学刊》2015.02

2.《北宋熙丰财政改革研究——兼论王安石财政思想》田艳青 西南财经大学 2007年

3.《历 史 地 理 视 角 下 的 王 安 石 变 法》陈晓珊  北京大学 2011年

4.《透视发达经济体的货币互换》涂永红 赵雪情  《全球瞭望》2014年第3期

5.《人民币货币互换与人民币的国际化》刘海峰  《特区经济》2009年12月

6.《全球货币互换_现状_功能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潜在方向》张明 《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6期

7.《不同交易成本条件下的金融结构功能比较研究》何晓夏 章林《经济问题探索》2013年第7期

8.《制度经济学》(美)康芒斯著  2013年7月1日华夏出版社

9.《竞争与金融——金融与货币经济学新解》(英国)多德(Dowd Kevin)著 丁新娅 桂华 胡宇娟 译  2004年1月1日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0.《中国是部金融史Ⅱ:天下之财》陈雨露 杨忠恕著 2014年3月1日 九州出版社

11.《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美)奈特 著  郭武军 等译 2013年07月01日 华夏出版社

12.《货币的终结》(美)格列柯著 周琴 刘坤译  2010年10月01日 金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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